过去教育干部的一些作法看来并非全部都是今是而昨非，至少它可能是立足于试图去解决某些真问题的，而不是某些人说的纯粹为了整人。

第五、对法官腐败要实行零容忍。在社会危机到来时，他们只会观测风向，听命于真正的权力控制者，而不可能成为超乎权力之外的社会稳定的法律判断力量。

这个法其中的一个指向是政府权力背景下的经济垄断。虽然治的目标，包含了公平正义的内涵，也只有实现了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大治和长治久安，但其追求的方式和手段是有区别的。中国人寿减持A股这样一个消息，就可以让股市一天狂泻180多点。第三、推行法官贵族化和终身制。[14]关于这个问题，《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7日、《成都日报》8日发表的记者董伟采写的《一场被法外力量左右的审判》披露的事实，极有标本意义。

也因为这一点， 我国领导层一提起依法治国的要求后， 立即在司法制度改革上引起了连锁反应。法院地位提高了，司法的权威性会树立，人们会建立法律信仰和法治信仰，视法院判决为神圣，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上访大军[13]可以逐步平息解决，律师的地位能够真正提高，民权的保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就能够实现。[2]司法制度的改革，会从制度上保证依法治国方略的真正落实，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当庭判决，就会非常明确地把责任落实到主审法官和合议庭成员身上。不受任何错案追究的现实，使很多法官越来越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不负责任地办案越来越肆无忌惮。一直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只有摆脱政党政治才有可能，这是执政党最为担心的，也是一再明确反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期待控辩平衡、平等对抗、发现真相，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要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真正进步，应当进行如下的改革：一是明确规定没有参加审理的法官和其他人不得参加案件合议讨论、听取汇报、和定罪量刑。中外法制史上有一些政治混乱时期能够得到公正审判的案例， 莫不同其司法体制中有一些有法律素养的不完全听命于政治家的法官直接相关。

合议庭法官在审判法庭上看小说的现象就不会发生。而可以被操纵的司法，是最腐败的司法，是同我们追求的依法治国理念背道而驰的。特别是法院的领导要有民主和法治的意识，真正想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真正想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拖着不判，迫使当事人调解，各不得罪。

现在好多以地方保护主义出现的有各种问题的案件（无论立案、判决、调解、执行、公安非法插手经济纠纷或该立案故意不立案、检察的诉与捕等环节），只要真正查下去，绝大多数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地方主义因素，而是个人人情因素（包括原有的各种亲情和事件中建立的金钱寻租关系）在起作用。仔细分析一下，本文提出的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同我国领导人开始强调的依法治国的意图，是有些微的差别的。[12]这是一个现实的方法论选择。当庭判决还可以让优秀的法官迅速显示能力，发现人才。

特别是按《公务员法》管理法官，按年份进行某级别法官的晋升，导致高级别法官的职数没有限制，变成了一种待遇。将法理解为超然物外的东西，会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

地方利益因素，在立法上体现为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的平衡， 在执法上体现为是效忠于公平正义的法律思想，还是效忠于对自身利益相关的功利。预测2008年人民币升值速度将达到12％左右，假定每个月升值速度为1％，则每个月外汇储备损失则为119亿美元。

2003年3月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千帆：《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经济观察报2008-07-26。各省法院仿效这种做法，对一些政府想重点保护的案件，也采取不受理不审判不执行的办法。值得担忧的是这种现象还在加深而不是消解。法制的健全是权力的分散过程、制约机制的健全过程，即邓小平1978年所言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5]股民、房市双方、关注国民经济的知识界意见很多，但都没有渠道可以去影响政府决策中的这些的行为。

在较短的历史阶段，以保持一致和服从作为选才标准，是能够起到统一思想、稳定局势的作用的。有的案件审了几年还未作出裁决，导致当事人感到打官司难。

前者论者已多，后者则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法官触犯法官道德和法官纪律，经过法定程序审查确认后，即清除出法官岗位。

当庭判决就不同，政府权力人士还没有批示，法院已经宣布了，找也没有用，就会干脆不来干预。在这样的标准下，才会产生舍生取义不惜为法律献身的法官。

司法制度改革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中国现有的司法制度为什么要改革？同经济领域的改革不同，司法改革的目的不是以经济效益为价值取向， 而是为了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在中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第八、可以真正体现律师的水平和敬业精神。[16]国有大企业的经营失败行为，政府可以要求法院退出干预，不受理案件或者将在审的案件中止审理。治国方略上，我国还没有准备把行政权中的经济决策权也让司法权来插手评判。

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无罪的因为关久了只有判成有罪的，可以轻判的成了要重判的。

还是要讲法制，还是讲法制靠得住些。这种法庭地位的设计，本身是从专政时期和阶级斗争理论时期的有罪推定观念发展而来的。

不去公关律师没有用，去公关律师会出问题。直接的推动来自两方面：一是在现实执法中已经发生和发现了许多执法中的问题，舆论界和法学界从个案批评上升到现象分析，逐步追及司法制度的根源。

12月18日再审休庭，12月22日上午10时对刘涌宣判死刑，刘涌死刑宣判书却将近2万字。当庭裁判率的提高，标志着审判管理的行政化趋势正得到扭转，法官的审判权得以真正回归。明天，我将为湖南《湘江大讲堂》演讲这一主题，题目改了两个字：《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选择》，会比较全面的阐述我的一些思考。现代法治理念要求法官唯法是举，而不是唯权是举。

比较典型的，是2007年前后突出的几个热点问题。这同样需要法院对政府行为的一种司法审判和判断。

判处死刑的数据也没有公布。文明、科学、公正的司法，公、检可以是一家，但法绝对不能是同一家，必须是超脱、独立、公允的。

[23]这是一种既大胆但又是值得探讨的思路。中国历代的清官，多以民本思想和匡扶正义而青史留名。